在张大煜所长诞辰100周年之际，作为曾经得到过他老人家亲切关怀悉心教导的一个后辈，更加充满感激之情，深深地怀念他老人家。

张所长让我回化物所

1957年春到1958年秋，我曾作为留苏预备研究生，按当时高教部的要求，来到大连石油研究所进行近一年半的科研实践进修。先在石油化学室陈汝熙先生组，后到催化过程室肖光琰先生组参加了几项科研工作。当时我只是一个22岁的进修生，除了在大会上见到过张所长外，没有更多的交往。

1962年夏，我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催化原子集团理论创始人库巴捷夫教授处，完成了论文答辩，获苏联化学科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考虑到爱人张盈珍（1956年考取北京石油学院副博士研究生，师从杨光华先生）已于1961年毕业，并留校任教，我选择了去北京化学所陶宏先生组（他是苏联著名催化多位理论创始人巴朗琴教授早期的中国留学生，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之子），陶先生热情相邀，并向科学院干部局打了报告。

不知道张所长从哪里知道我已回国，7月的某一天，他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机会，通过院干部局约我到民族饭店见他，记得当时朱葆琳先生也在座。张所长告诉我说：大连所催化基础好，你学催化的，一定会有用武之地，进步也会更快。你爱人工作问题我已向干部局，也向曹本熹先生（时任北京石油学院副院长、科学院学部委员）讲了，请他们支持，早日调来大连。张所长亲切的话语，让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听从了张所长的建议，我于1962年10月来到了化物所肖光琰先生组，盈珍也于1964年从北京来到大连，很快参加了张所长亲自领导的合成氨三个催化剂的大会战。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人在大连化物所长达40年的科研生涯。

回想起来，张所长当时60岁，德高望重，百事缠身，还如此关心和重视年轻人员的发展前途。联系到他在1949年前后，不辞辛苦到南方吸收一大批年轻人才，化物所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是他始终不渝、不遗余力、关注吸收人才的结果。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感谢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

张所长组织我们联合攻关219加氢裂化催化剂

1964年前后苏联停止供应我国急需的航空煤油和低凝柴油，石油部将研制加氢裂化催化剂制取航空煤油和低凝柴油的任务同时下达给我所和抚顺石油研究所，明确提出打擂台。张所长把林励吾、张馥良先生的121组和我所在的肖光琰先生的205组组织起来联合攻关，以发挥催化剂制备、表征和工艺多种研究力量的联合优势。

肖先生根据多年从事硅酸铝催化剂研究积累和烃类大分子反应的特点，提出制备大孔高铝硅铝载体的设想，同时利用本组多年在表面积，孔结构和酸性测定方面的经验，成功地指导了219催化剂载体的研制。1965年在侯祥麟先生代表石油部主持的抚顺打擂台的会议上，双方报告了各自攻关结果，会议最终认为大连的219催化剂和抚顺的127催化剂都有很大的进展。鉴于时间紧迫，决定219催化剂先进行中试，后来经过紧张的中试和建厂工作，终于在1967年于大庆建成了38万吨/年的加氢裂化装置，胜利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

记得会后和侯先生、张所长同车从抚顺回沈阳的途中，侯老对张所长说“化物所工作做得好，数据有说服力”。

张所长坚持理论结合实际，善于把全所研究力量组织起来，进行重大项目联合攻关的功绩将永远载入化物所的史册，也永远是化物所的一笔宝贵财富。

1965年10月的一天，张所长叫我去他办公室说，根据中国-阿尔巴尼亚科技合作协定，院外事局安排他12月初去国立地拉那大学访问讲学，为期10天，但恰与全国人大会冲突，他已向院里建议并已经院同意由我代他执行这项任务，要我快作准备。当时我一听就懵了，无论从学术水平和声望，还是年龄和身份（30岁的助理研究员），这差距实在太大了，我怎么能替代呢！张所长和颜悦色地做我的工作："当年苏联专家到中国来，也都是一些年轻人，你不用怕，你会俄文，他们那里也通俄文，正好，不会有问题的"。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根据自己的学识水平和身份，提出了一个两个月的访问计划，把原来的讲学改为讲催化课和建设催化实验室。在张所长全力支持下，我于12月初去阿尔巴尼亚时就带上了刘兴信师傅吹制的石英反应管、进料器以及陶瓷工厂师傅制作的反应炉。

在到达地拉那机场时，地拉那大学自然科学系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一位留法老教授，副主任、阿利雅副教授（当时阿政治局委员阿利雅的夫人）等有礼貌地欢迎了我，但他们不免流露出的惊讶之情我也感觉到了。

两个月里，除每周两次讲课外，利用阿本国的铝矾土净制了阿国广泛使用的含硫汽油，还制出了氧化铝、硅酸铝，带去的装置都用上了，建起了催化反应装置，进行了脱水和裂化反应，初步开始了催化研究工作。阿方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临走前阿教育部长接见了我，当时许建国大使也在座。

1966年2月在所大走廊碰见了张所长，他高兴地告诉我，阿方给科学院来信表扬你了，后来张所长把这封信发表在所里的大黑板报上。至此，我几个月来一直忐忑不安的心情才算平静下来。我总是为张所长敢于相信和支持年轻人，并处处为他们的成长开辟道路的广阔胸怀所感动，他也永远激励我要善待年轻人，为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要甘为人梯。

张所长叫我做硝基胍炸药

1965年夏，一天张所长从北京刚出差回来就叫我去他办公室说：为了国防需要，他向聂荣臻元帅（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建议了一个“平战结合”的新型炸药-硝基胍的课题，就是以和平时期生产的硝酸和尿素为原料，经催化脱水制成硝基胍，这样一到战时就可用它来生产炸药。聂帅非常赞同，让科学院快点做。当时分工是上海有机所二部进行釜式合成硝基胍，我们则进行催化连续法生产硝基胍研究，后者如能突破，无疑效率会更高。张所长让我尽快组建一个新组进行攻关，这个组迅速汇集了历仁韬、陈希文和谢炳炎等研究人员在七馆一处厂房（后来是所澡堂）开展了工作。实验期间张所长一直关心实验的进展，常常来看望和鼓励我们，正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大连市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建设百吨级中试车间的项目，并落实了经费。经过大家努力，1966年底在金州亮甲店化肥厂建成了一个年生产百吨硝基胍的车间，开车一次成功，得到了合格产品。引起军工部门的重视，并让当时北京化工设计院七室设计了3000吨/年的生产厂，选址江西赣州，遗憾的是受“文革”影响，项目被迫终止。由于硝基胍研制是服务于我国防建设的独立自主研发的成果，该项目于1978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

张所长时时处处联系国家安危，坚持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善于驾驭催化科学知识应用实际正确选题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后辈永远要学习的，他鼓励我们不断创新，不断前进。

张所长为我写洪堡基金学者推荐信

1979年底，张所长知道我在申请德国洪堡基金时，他非常高兴中国和德国的科学技术交流经过长期停顿后又重新启动。他告诉我，你去德国好，德国人严谨，科学有传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亲自口授俞稼镛同志（张所长在科学院感光所的主要助手）为我写了热情的推荐信。张所长坚持信要用德文来写，在信中他首先写下了，他1933年在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对德国和德国科学有很美好的回忆，同时表达了对中德科技重新合作的喜悦。可以想象这封推荐信在我申请获得批准过程中的重要份量。我衷心感谢张所长在耄耋之年，仍然如此热心地帮助后辈，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位真正的科学家，那种置身于国际科学大家庭中，致力于国际科技交流的始终不移的情结。

敬爱的张大煜所长，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简介：男，1935年3月出生，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研究所副所长（1983-1994）。